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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没想好呢

七业仅

不行！不能再这样了！坐在椅子上的我往后一跷，同时右手像斯大林那样斩钉截铁地斜挥下去。我要写一部伟大的作品！名字就叫——我还没想好呢。

是这样。我当然没想好。不过这一点也不妨碍它成为一篇伟大的作品。首先——我铺开稿纸，放下笔，扶着头开始想——要有一个大概的情节。太滥的爱情故事——如穷聊阿姨之类不能要，太俗的城市情节——就是现在大家争先恐后为之啪嗒啪嗒挤出几滴庸俗的眼泪之类更不能要。比方说，我就以眼前这瓶鲜橙多为线索，来创造一个伟大的情节。

“我”花三元钱买来这瓶鲜橙多，放在宿舍的桌子上，却忘了喝，两天后想起来时它已不翼而飞。于是我闷闷不怡，走路撞着了一个正在和鲜橙多的女孩，洒了她一身……

然后呢？然后我就和她认识了，进而建立了纯洁的友谊，乃至终生不渝的爱情？而这爱情又终于因了一次大变故而云消雨散，我们百般努力直至破镜重圆但留下了遗憾？……打住，这都是穷聊阿姨法力无边蛊惑人心。咱得深刻——

我当即给她道了歉并用上次买鲜橙多找的两元钱给她买了纸巾，还关切的问她用不用去我们宿舍换衣服；可她并不懊恼也没有大度地原谅我，只是淡淡的说了声谢谢便飘然离去。我于不安中还是把这事忘掉了。

我发现自己不再郁闷，因为我知道被鲜橙多湿了一身远比丢了一瓶鲜橙多更为难受和不安。然而我又好奇她那淡然的态度。然而——如前上述，我还是把这事忘掉了。

到这里设了个悬念。她为何处之不惊？下文不能交代，而是要荡开一笔，去引入新的情节。

当然简单的悬念是没有才华的。诸如她家里遇到了难处她正失恋她有抑郁症等不值一提。

事实上我想这么写：十年后，我混迹于酒吧间，于一个寒冷的冬夜在破败的小巷撞到了一个边走路边喝酒的女人，她浑身散发出的酒气给洒出的酒一浇，愈发浓烈。我当然不能一下就认出她就是若干年前……那样太俗。我鄙视地看着她，回头就走；却发现她倒在雪地里起不来：原来她已有了身孕，且临产。医院里焦急等待，文雅干净的护士衷心祝贺我成为父亲，留下援款悄然离去……停，又俗了。应该是这样：我焦急地度过了漫长的时间，徘徊间突然一个小护士过来抓过我的手就往手术室里拖。到了才知道原来子存母危，她一定要最后跟我说几句话。握住我的手，还在喷着酒气，她嘱托我千万要把这个孩子抚养成人，并把她培养成一名作家。那时我便会明了一切。我刚来得及答应下来她便昏迷不醒。半个小时后她撒手人寰，我抱着孩子离开了医院……

这里甩出了第二个悬念。读者读到这里便把第一个悬念忘得差不多了。这里接下去写孩子长大过程则平庸无奇——咱们应该有跳跃感：我送孩子出国深造时孩子问起妈的事，我不想瞒她，便一五一十说了。出乎我意料的是她说她早就知道了。她只问我对她妈有没有过感情。我为难地说那么短时间哪能呢，我当时只想着救人。

不，不短。她说。几十年前你们就有过亲密接触。

不可能，我截铁斩钉。

那瓶鲜橙多。她说，你洒了她一身。

于是进入揭底阶段。这个阶段要是写成像任何一部侦探小说结尾那样啰哩啰嗦一大堆就大煞风景了。应该在情节进一步发展中挑开才是。

噢，对了。光顾着设计情节了。其实情节本身不是目的，这就是为什么《故事会》那成百上千篇故事不是精品的原因。老舍——其实还有很多人——说过，人物是小说的灵魂，环境是小说的布景，而情节只不过是让灵魂在布景中充分地表现自己的道具罢了。至于语言，那是灯光，是音响，是赤裸裸的灵魂穿在外面的东西。所以，聪明的作家会用情节来表现人物，而不是用人物来表演情节。

那么这篇小说的关键人物——其实并不是“我”，而是那个只露几面的女性，她才是本文想塑造的伟大人物。伟大人物要有伟大环境：她生活在这个变态的二十一世纪初。她是社会的牺牲品。

畸形的功利观造就了畸形的教育系统——也包括学生。她的学生时代就这样畸形：她循规蹈矩、要求上进，却始终平庸，无法博得老师的青睐或家长的喜爱；她退而寻求家人的爱，却只得到了将爱藏在身后的父母的种种要求——他们总以指导者的身份出现，却不愿放下面子去疼爱疼爱自己的女儿；她失望了，可友情也在这时让她失望：她发现其实谁都更在乎自我，没有人真正关心她的想法她的情感她的要求。自此她便被视为另类，而就在这个时候，她遇到了“我”。

“我”的不知所措和掏钱买纸巾等关切的举动让她心存感激，她不善于表达这种感激，但从此便牢记着这种被人关心的感觉，而我永驻她的心房。她开始寻求释放。于是当一个男生追求她时她便毫不犹豫的释放了。而这个男生就是送给她鲜橙多的那个男生。

她用全心去爱，爱得理直气壮山河可泣；她将所有的郁闷投入爱这个熔炉，希望燃烧掉自己的人生。无疑，这是一种高尚的人文主义情感。然而那男生却退缩了，原来他只想“泡”个女生而已，没想到她动了真情全身心投入。

好了，那瓶鲜橙多呢？一个同学乘我不在拿走了，这反映出同学间不信任；他为了讨好一个比较有威望的男生而把鲜橙多给了他，这反映出同学间不真诚；那个男生为了取悦她又把鲜橙多给了她，这反映出……这好像反映不出什么。总之我的那瓶鲜橙多就跑到了她嘴里——还有身上。

这样的巧合有点俗，我得承认。欧·亨利式的钟表齿轮样精密扣合的构思用得不好就成了炫耀。总之鲜橙多至少是个线索，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够了。

然后她被甩了。然后她没有自暴自弃——注意，没有自暴自弃。我想藉此说明这不是她个人的性格悲剧而是整个社会的悲剧。她不再是处子之身，但没有怀孕——她主动给他的，可是他还是把她甩了。

她上了名牌大学，期待着一份好的工作和一位好的丈夫。然而她在“好”工作中成为了一个老板的小蜜——老板的计谋。最终摊牌时，老板不想为她离婚。她没有自杀。请注意，她没有自杀。她辞职去了南方，就是“我”毕业去的那个小城。第一次被甩说明了人性的卑怯和自私，第二次被甩则说明了人性的阴险和冷漠。

她流产了，老板的。

她又靠奋斗站住了脚，并得到了一位“好”丈夫。但在结婚前一周她第三次被甩，这次被甩说明了人性的狭窄和卑劣。好丈夫托朋友雇侦探查清了她的过往，于是在一个早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她怀着九个月的孩子，在飞雪的夜里，走向酒吧，走向死亡。

她的悲剧是女性的悲剧，是个人奋斗的悲剧，是冷漠社会的悲剧。

他人不再重要，他人就是地狱。自己就是上帝。

所以一切虚伪与温情脉脉便在伤及自身的前刻被血淋淋的撕去。

所以这个社会有那么多的失败者：高考落榜的学子，隐名堕胎的女子，欠发工资的民工，中年下岗的职工。电视里天天嚷：一切靠自己，知识就是财富。

她全靠自己，她不缺知识。可她却死在这个社会的雪天。

社会甚至不鼓励同情弱者。死了么？优胜劣汰嘛。激动什么？

于是有了不同情弱者的“撞了白撞”之流。

……

但她在死之前重新看到了他。她一眼就认出来了，尽管他没有。她把生命的延续托付给了第一个给她感动与希望的人，也是在最后时刻又一次救助了她的人。她毫无保留地信赖他。

让女儿当作家，是因为作家的职责在于观察与反思社会与他人，并肩负同情弱者的义务；让女儿当作家，是因为到那时她一定会明白和理解妈妈当年的心，妈妈悲剧的一生，也会把一切告诉一直懵懂着的爸爸。

她终于让他和她成了同一个孩子的父母。她安详地去了。

其他的人物塑造起来没有难度。不再细说。

完了，我的伟大的作品想完了。

2004年5月27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