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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两种自由理念的辨析

七业仅

一，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概念的来源
伯林在1958年的《两种自由概念》一文中将自由分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他认为，积极自由是指人在“主动”意义上的自由，即作为主体的人做的决定和选择，均基于自身的主动意志而非任何外部力量。当一个人是自主的或自决的，他就处于“积极”自由的状态之中（LIBERTY TO …）。这种自由是“做……的自由”。而消极自由指的是在“被动”意义上的自由。即人在意志上不受他人的强制，在行为上不受他人的干涉，也就是“免于强制和干涉”的状态(LIBERTY FROM …)。积极自由强调的是主体活动的主动性和自治性。而消极自由的重点在于外部力量没有对主体形成束缚和控制，未受到他人的干涉。
在柏林对自由的概念做出上述划分之前，“自由”是作为一个整体概念使用的。时常出现概念的混用或误用。比如将个人自由、群体自由乃至社会自由等混用，将自由和平等等概念互相误用等等。柏林试图通过划分的方式澄清概念，并在此基础上解释为什么许多从维护自由出发的政治行为最后演变为某种形式的剥夺个人自由的暴政。
下文主要讨论行动自由。

二，关于消极自由
密尔在《论自由》中所说的自由与贡斯当所说的“现代人的自由”基本可以归入消极自由的范畴。消极自由强调要在个人自由与社会控制之间划分一条界线，使得每个人在这条界线以内能够根据个人意志自由行动。根据这个理解，实施和维护消极自由主要需要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如何确定这条界线？密尔认为，这条界线就是不对他人的自由造成损害：“总之，一个人的行为的任何部分一到有害地影响到他人的利益的时候，社会对它就有了裁判权，至于一般福利是否将因为对此有所干涉而获得增进的问题则成为公开讨论的问题。但是当一个人的行为并不影响自己以外的任何人的利益，或者除非他们愿意就不需要影响到他们时（这里所说有关的人都指成年并具有一般理解力的人），那就根本没有蕴蓄任何这类问题之余地。在一切这类情事上，每人应当享有实行行动而承当其后果的法律上的和社会上的完全自由。” 换句话说，裁决一个人的行为是否应该受到他人或社会的影响和控制，取决于他的行为的后果是否只会施加在他自己身上。但是，“对他人自由造成损害”则很难界定。
由此引发了第二个问题：如何界定一个人的行为是否妨碍了他人的自由？或者说，由谁来负责，谁有权利界定？这个问题如果处理失当，完全可以被用来当作剥夺他人自由的借口。密尔给出了许多具体例子来说明什么叫“损害他人自由”，比如“举例来说，如果一个人由于不知节制或挥霍无度而无力偿付债务，或者已负有一个家庭的道德责任而无力瞻养和教育，这当然应该受到谴责，就是施以惩罚也算正当。但是谴责或惩罚之点乃在他背弃了对家庭或债主的义务，而不在他的挥霍浪费。假如这笔应当专划归他们的款项是因移作一项最审慎的投资而变为无着，这在道德上还是同样可加谴责。乔治巴恩韦尔为替夫人谋财而害了叔叔的命；但假如他是为在生意中有所建树而干这事，他也同样会被处以绞刑。”，还有“同理，一个人若从纯属只关己身的行为毁伤了自己而失去对公众尽其本分上的某种确定的义务的能力，他就算犯了一个社会性的罪行。没有一个人应当单为喝醉了酒而受惩罚；但是一个士兵或一名警察则应当因为在执行任务时喝醉了酒而受惩罚。总之，情事一到对于个人或公众有了确定的损害或者有了确定的损害之虞的时候，它就被提在自由的范围之外而被放进道德或法律的范围之内了。” 在比较敏感的药物控制问题上面，密尔从消极自由原则出发，认为限制某些药物的生产销售侵犯的不是生产销售者的自由，而是购买者的自由，即使购买者无从买到他想要的药物。密尔并没有忽视滥用药物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危害，但他关注的是购买者对他人而非他自己造成的危害；他同样赞成这种危害应该予以预防或阻止。
但是他由此提出了另一个重要问题，即政府或者公共权威应该在多大程度上采取行动以预防对他人自由的侵害，同时这种行动又不致被滥用以至伤害自由。以药物的例子来说，密尔认为简单的禁止所有有害药物的销售或者对有害药物的销售不加限制都是不对的。政府应该要求交易双方遵守一定的手续并留下一定的证明，这样的手续和证明只给正当的顾客增加了一点额外的负担，但却给试图以此加害他人的购买者增加了许多麻烦。他的建议固然有合理性和可取性，但是也应该看到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导致如果相关规定如果稍有偏失，便可能造成个人自由受到他人或政府的损害。
密尔还认为，有一种自由是应该毫无疑问的予以剥夺的，这就是放弃或者失去自己自由的自由。举例来说，法律应该禁止人们卖身为奴。密尔又举例子说，任何人都有权阻止一个人走向一座他并不知道有坍塌危险的桥；其理由也是出自防止他剥夺自己的自由，不过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这里隐藏着一个巨大问题，柏林对此作了详尽的阐述。这个问题就是如何对损害或者剥夺自己自由做出界定。假如公共权威可以以某种方式将正当自由划到损害或剥夺自身自由的范畴，它就可以动用各种公共力量来剥夺个人的自由，而这种剥夺甚至可能到达相当严重的地步。

三，关于积极自由
消极自由主要解决“我能够决定做什么”的问题而积极自由主要解决“谁来决定我做什么”的问题。伯林提出了积极自由的概念，认为积极自由倡导个人应该主动自主地为自己做出决定并将其付诸实施，当他无法将自主决定实施时，可以认为他的自由受到了损害。伯林指出积极自由存在模糊性和危险性，并容易被曲解利用。积极自由的问题在于它未能像消极自由一样给人和人之间的行为划分界限。使得人们之间互相侵害或者受权力机构侵害成为可能；进一步考察原因，可以追溯到“个人自主性到底由什么决定”以及“个人应该被赋予多大的权力去实现他的决定或者获取实现他的决定的能力”这样的问题上来。对这些问题的误答可能会导致和初衷相反的结果。
伯林用了很多篇幅来阐述另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主要说明了借理性主义和积极自由之名行剥夺自由之实的危险，和上文中提及的界定人们的行为是否损害或者剥夺了自身自由的问题异曲同工。不同之处在于这个问题是在积极自由的范畴内，即“我如何去实现我的目标以实现我的积极自由？”伯林指出，理性主义者认为世界其实是一元的，存在最终的价值和规律，人们的分歧只是在认识它们的阶段或道路上的不同。进一步推理，既然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一致的，那么由于你暂时认识不到你要追求的真正目标、真正的积极自由，我就需要以理智的指导来强迫你实施有利于你的积极自由的行为，至于这理智是我的理智还是谁的理智，因理智的一元性而并不重要。我这样做其实增大了你的积极自由。家长对小孩教育管制可属此例。在这个理由之下将追求自由变为实施暴政的例子数不胜数。
伯林在此基础上肯定了消极自由、多元主义和经验主义。认为人类之所以需要选择的自由，正是因为真理的多元性。关于这个问题下文将进行叙述。

四，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综合辨析
伯林对两种自由概念的划分，明确地提出了自由制度的基本理念上的两种思路。积极自由既然强调人的主动性和自主性，自然就把重点放在人的行为能力和获取资源的能力上，因此派生的是人的各项主动权利和做某种行为的资格。权利行使和能力的培养构成了判断人的自由实现程度的标尺。而消极自由着眼于免受外在强制和干涉，自然就把重点置于人在社会活动的自在空间上，强调的是社会为人的发展提供潜在机会，允许社会存在自发活动的舞台，公共力量不能对人的发展作强制性安排。
伯林明确表示赞成和主张消极自由，提出消极自由的理念应当作为政治自由和社会自由制度的基础。因为消极自由主要是社会为个体提供发展机会的空间，防止国家力量对个人意志的支配和取代。只要具备了自由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就可称为自由制度。至于个体对于自由条件的利用程度，这是个人自身选择的事情，国家和社会不能包办。也只有坚持这一点，才能坚持自由的本意。相比之下，积极自由尽管推动了人的能力的提高，刺激了人的欲望，但随着人的能力提高和对社会资源支配力的强化，人自身的自由度却越来越小，日益受外在力量所约束，失去了自我，失去了自主。
伯林下面的话比较明确地说明了他的主张：“无论法律上作何规定，在道德上说来，人类使用某种‘绝对的屏障’，以阻止某些人将他们的意志，强加在别人身上，终究是正确的道理。在这个意义之下，一个社会、阶级、或群体的自由程度为何，便取决于这些‘屏障’的力量如何；同时，也要看这些群体，为他们的成员——如果不是全体的话，至少也包括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所保留的‘通道’多寡、及重要性如何而定这种观念，和那些相信‘积极’自由、或‘自我导向’意义下的自由者的目的，几乎背道而驰。持有这种观念的人，想要约束威本身；而相信‘积极’自由的人，则想要把权威握在自己手上。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非比稀罕。这并不是关于某一个单一概念的两种不同解释，而是对‘生命目的’的两种极为不同、而且互不相容的看法。”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伯林在主张消极自由时所用的“屏障”的说法和密尔用的“界线”的说法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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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伯林，《两种自由概念》
2  密尔，《论自由》

2006年5月29日